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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连打多“虎”！开年反腐不寻常******
中新网北京1月7日电(记者 阚枫)2023年的开年“打虎”，比以往来得更猛烈一些。
6日下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接连发布三条官员被查信息，分别是山东省青岛市政协主席汲斌昌，国家烟草专卖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何泽华，以及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雪峰。
三人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三人均为中管干部，其中汲斌昌、王雪峰为副省级干部。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截图在任上落马的他，曾参加电视问政节目
上述三人中，山东省青岛市政协主席汲斌昌是在任上被查。
汲斌昌1963年11月出生，山东昌邑人。公开信息显示，汲斌昌在经济领域工作多年，他1986年从四川大学国民经济管理系毕业后，进入山东省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2000年任副主任。
此后，他曾任山东省国资委副主任，山东省鲁信投资控股集团董事长，山东省经信委主任，山东省工信厅厅长等职。2020年6月，汲斌昌出任山东省副省长，去年4月，他当选青岛市政协主席。
值得一提的是，2019年，时任山东省工信厅厅长的汲斌昌曾参加山东广播电视台《问政山东》节目，面对相关工业园区搬迁拖延问题，汲斌昌当场承诺：搬迁工作不能如期完成，我辞职。
《问政山东》节目截图今次被查之前，近日，汲斌昌还有密集的公开活动。今年元旦当天，在青岛市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闭幕会上，作为政协主席的汲斌昌在讲话中称，要在强基固本建队伍上更过硬，坚持一流标准、锤炼一流作风、干出一流业绩，始终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
退休多年后，他们还是落马了
上述三名同日官宣被查的中管干部中，两名退休的“老虎”也颇受关注，曾任国家烟草专卖局副局长的何泽华已经卸任9年，曾任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王雪峰已经卸任5年。
从公开信息来看，何泽华曾在烟草系统任职20多年，曾任江苏省烟草专卖局副局长，安徽省烟草专卖局局长，后任安徽中烟工业公司总经理。2003年7月，何泽华担任国家烟草专卖局副局长，直到2014年3月卸任。
10年前，2012年9月，国家烟草专卖局副局长任上的何泽华曾在全国地市级局(公司)领导班子成员党性修养、理想信念、作风建设专题培训班上为学员作专题辅导。他提到，党员领导干部要正确对待权力、地位和利益，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常存感恩之心、责任之心、仁爱之心、敬畏之心，解决好用权、用钱、用人等问题，要处理好做人、做事、做官的关系，正正派派做人，认认真真做事，老老实实做官。
另一位被查的“老虎”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雪峰，其任职履历一直都在河北，他曾任河北省纪委副书记、监察厅厅长、唐山市委书记等职，这期间，从2001年到2010年，王雪峰有10年纪检系统的任职经历，先后任河北省纪委常委、秘书长、副书记、监察厅厅长等。
2010年8月，王雪峰调任唐山市委书记，次年1月，他卸任监察厅厅长一职，当时，接替王雪峰担任此职的是原省政法委副书记、秘书长马玉蝉。
2021年7月，河北省纪委监委通报称，已经退休两年多的河北省纪委原副书记马玉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
强烈的警示震慑信号
再过几天，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将召开，下一阶段的反腐会有哪些新动向，备受瞩目。
新年开启的第6天，官方接连公布三名中管干部被查的消息，此外，当天，最高检发布消息，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黄毅涉嫌受贿案被提起公诉，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消息，受贿5.4亿余元的辽宁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李文喜一审被判死缓，法院明确，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2023年1月6日，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辽宁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李文喜受贿一案。图片来源：泰安中院微信公众号新年伊始，官员被查、被诉、获刑的消息高密度发布，无疑释放出了强烈的警示震慑信号。
就在舆论热议“接连打虎”之际，6日下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还发布消息，四集电视专题片《永远吹冲锋号》将于7日至10日播出。据介绍，专题片共选取12个案例，采访纪检监察干部、有关审查调查对象及涉案人员、干部群众100多人，生动讲述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故事。
6日傍晚，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题为《开年连打三虎 反腐一刻不停》的评论文章。文章称，当前打下一只只“老虎”、严肃处理违纪违法干部，印证了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我们党也以实际行动说明，“两个永远在路上”决不是一句空话。谁也不要有降调变调的错误期待，反腐败高压态势始终如一，严的基调毫不动摇。(完)
东西问丨霍巍：为什么西藏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 中新社成都1月17日电 题：为什么西藏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 ——专访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 中新社记者 贺劭清 岳依桐  中国西藏地区的文字出现于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建立以后，此前漫长的时段无文献可据。由于传统藏学研究主要依赖汉、藏文献和极少量的吐蕃金石、简牍材料，无法解决考古学上关于西藏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的关键性问题。经过数代中国考古工作者接力，这些问题实现突破，西藏考古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科学考古证据显示，西藏的文化和文明始终和中国内地紧密联系，为何其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西藏考古如何为全人类提供“高原文明”独一无二的世界样本？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日前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西方考古工作者在西藏地区的考古工作有何建树与局限？中国对西藏地区的考古工作最早可追溯至何时？ 霍巍：西藏考古可以说是一门国际显学，在西藏和平解放前，以“藏学家”身份进入西藏进行“考古”“探险”活动，可以说是西方学者的“专利”。其中代表人物是意大利人朱塞佩·杜齐，他在西藏佛教艺术研究、西藏西部的部分遗址考察方面做出了一定成绩，但总体而言，科学性不强，比较零散、不成系统，且大部分工作以地面采集、寻访为主。 虽然西方学者曾一度开启西藏考古之门，但真正科学意义上的西藏考古工作是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后才真正兴起。以著名考古学家童恩正教授在西藏昌都卡若发掘了新石器时代的卡若遗址为标志，西藏考古进入地下发掘阶段。 这个距今约5000年左右的遗址，第一次将西藏高原史前人类生存活动的科学证据揭露于世。原来早在新石器时代，西藏高原已有定居人群。他们用骨针缝纫衣物，会种植小米(粟)，制作陶器，甚至还会用动物骨头、陶器残片和远方输入的海贝制作精致的装饰品。考古工作者在获取大量科学材料的同时，提出了卡若遗址的先民与中原文化、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之间相互交流的问题。  西藏博物馆展出的西藏卡若遗址房屋遗迹复原微缩实景。来源：视觉中国中新社记者：西藏考古的话语权，如何从西方学者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霍巍：在各民族考古工作者不断努力下，中国在西藏考古学上关于人类早期文明最主要的三大关键性问题，即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这些过去西方学者很少涉猎、且缺乏科学考古材料的领域不断取得突破。西藏考古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举例来说，早期人类是什么时候踏上青藏高原这个问题，西方学者几乎无解。近几年通过中国学者的努力，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讲，距今5万年前左右，人类已经定居在青藏高原，开始了他们的文明创造。在5000年前左右，已经有了像卡若遗址这样的新石器时代农业聚落，人们在这片土地学会种植小米，随后引进了青稞。 即使是进入有文献记载的西藏历史时期，考古学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丰富着西藏历史。如我们在中尼边境吉隆发现的唐代官方使节王玄策所建《大唐天竺使出铭》石碑。这块石碑的发现是目前实证唐—吐蕃—天竺道路的唯一实物证据，比今天大昭寺前的唐蕃会盟碑要早出一百多年。 这项20世纪以来中印交通史、唐蕃交通史上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说明中国学者利用天时地利之便，在西藏考古领域不断取得新成果。目前中国考古工作者提出的关于象雄考古、吐蕃考古、高原丝绸之路考古、西藏佛教石窟寺考古等前沿性的学术课题，已引起国际藏学界高度关注，其研究成果日益得到中外学术界的高度认同。 中新社记者：《大唐天竺使出铭》是否实证了传奇人物王玄策的存在？能否展开讲讲这一石碑的出土过程和意义？ 霍巍：文献曾记载，在吐蕃时期，也就是公元7世纪左右，中印之间有一条重要的国际通道，唐代使节王玄策曾利用这条通道前往印度。王玄策第二次出使时，遇上天竺内乱。王玄策和他的副手在吐蕃松赞干布、文成公主以及泥婆罗的帮助下，帮助天竺平定内乱，完成了这项出使工作。 虽然在不少海内外的民间故事中，王玄策常以“大唐第一猛人”的形象出现，但在《大唐天竺使出铭》发现前，学界对唐代中西交往史存在诸多疑惑，无论是王玄策，还是关涉出使路线的蕃尼古道，都对其存在与否有着极大质疑。中外考古工作者曾多次探寻这条古道的遗迹，如19世纪末法国学者烈维·格里逊为了寻找王玄策当年在印度耆崛山所建碑铭的遗迹，曾经亲临实地考察，但最后却不得不“顾此山草木蔓愆，攀登甚难，失望而返”。 1990年6月，我们在吉隆考古调查期间，在当地民众帮助下，寻访到了一块宽81.5厘米、残高53厘米，悬挂着哈达、涂满了酥油的碑刻。老乡长告诉我们，当地藏族民众对这块刻有汉字的“石头”十分崇敬，认为是可以保佑地方平安的“神灵”。  《大唐天竺使出铭》碑铭局部。受访者供图擦洗碑刻后，碑上的文字逐渐显现，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用篆字书写的额题“大唐天竺使出铭”。这方碑刻虽已残损，但还残留有阴刻楷书24行，从书法和格式上都具有唐代碑铭的特点。经考证，它记录了王玄策第三次出使，是目前西藏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唐代碑铭，也是唐—吐蕃—天竺道路的重要实证。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西藏文明的轨迹始终朝东发展？西藏考古如何为全人类提供了“高原文明”独一无二的世界样本？ 霍巍：青藏高原是地球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地区，长期被认为是“人类生命禁区”。西藏考古的科学发现，用大量实物证据打破了这一神话，并提供了早期人类为什么能适应高原、在高寒缺氧的情况下生存发展的人类学依据。 此外，西藏考古还从文化特征上，向世界展示生活在高原上的人群，如何通过他们的艺术创造，在宗教、美术、哲学等方面形成自己的文化特色，成为了非常重要的西藏文化符号。  金刚亥母。刘宝成 摄通过西藏考古还让我们看到，从史前时期到各个历史阶段，生活在这片高原的人们，他们总体的发展趋势是东向发展，和内地紧密联系在一起。 如早在5000年前，卡若遗址的先民就已经和黄河上游地区发生了很密切的联系；唐代的文成公主、金城公主进藏，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宗教、文化、制度、典章、服饰和技术，促成吐蕃加速融入到以唐朝为中心的中华文化圈；元朝西藏纳入到中央行政管辖，从此奠定了西藏与中央政府之间的从属关系，直到明清民国都未曾改变。 这些历史事实都足以证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我们问西藏文化的底色在哪里，西藏文化的底色是在东亚文化圈，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大家庭中的一员。(完) 受访者简介：  霍巍，现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旅游学院)院长、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等职，任国务院学科评议组考古学科召集人之一、国家社科基金评委、教育部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四川省史学会副会长、四川省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等学术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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